这是一段时长约三分半的专访原声，受访者是时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谈话围绕法治与正义展开。
三分半钟不长，但受访者的身份让这段素材有了不同的分量——中国的首席大法官公开接受专访、谈论司法本身，公开可查的完整影像并不多见。
周强是谁
周强生于 1960 年，湖北黄梅人。他的履历有一个容易被忽略但相当关键的特点：科班出身的法律人。
恢复高考后，他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政法大学。那一批毕业生后来在中国法律界的分布密度极高，被称为“西政现象”。周强在那里读完本科与法学硕士，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
此后的路径是典型的共青团系统：1998 年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2006 年调任湖南，先后担任省长与省委书记。2013 年 3 月，他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任职到 2023 年 3 月，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第一位法学科班出身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上任时，一个细节被反复提及：他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拥有系统法学教育背景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他的前任王胜俊长期在政法委系统任职，并非法律专业出身。再往前，肖扬同样是法学科班（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但中间隔了一任。这个交替本身，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关于“法院院长该由什么人来当”的两种不同取向——资深政法干部，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人。
理解这一点，再去听他谈“法治”和“正义”这类词，语境会不一样。他用的是行业内部的语言，不是外部观察者的语言。
任内推动的几项改革
周强的十年任期，恰好覆盖了中国司法体系变动最密集的一段时间。几项影响到普通人的改革都发生在这期间。
立案登记制。2015 年 5 月起，法院受理案件从“立案审查”改为“立案登记”。此前当事人递交起诉状，法院要先审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实践中形成了大量“立案难”。改革后，符合形式要件的当场登记立案。这项变化直接推高了全国法院的收案量。
裁判文书上网。中国裁判文书网于 2013 年上线，在此后数年成为全球公开裁判文书数量最多的平台，累计文书量以亿计。对研究者、律师和普通当事人来说，这是一次实质性的信息开放——同类案件别人判成什么样，第一次变得可以检索。
巡回法庭。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和沈阳设立第一、第二巡回法庭，后来陆续增设至六个。设计意图是把最高法院的审判力量下沉到区域，减少当事人进京诉讼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地方对案件的干预。
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这一轮改革的核心表述，配套的是法官员额制——通过遴选确定入额法官，压缩审判委员会对个案的直接决定，把责任压到承办法官身上。
几起冤案的纠正
同一时期，几起在社会上影响极大的错案得到再审改判。
2014 年 12 月，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距离他被执行死刑已过去十八年。2016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聂树斌案，宣告无罪，此案距案发已逾二十年。
这些案件的纠正过程漫长而艰难，背后是家属、律师、记者多年的推动。把它们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看，能更完整地理解这段时期司法话语的复杂性。
这段影像为什么值得留存
政策文件、工作报告、新闻通稿——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文字材料并不缺。缺的是人。
一位首席大法官坐下来，用自己的话解释他理解的法治与正义，语速、停顿、遇到某个问题时的措辞选择，这些东西通稿里一个字都不会有。而恰恰是这些细节，能让后来的研究者判断：某项表述是制度性的官方口径，还是讲话人自己的思考。
影像资料的价值往往不在信息量，而在不可替代性。同样的内容你可以在别处读到，但那个具体的人在那个具体时刻的说话方式，只此一份。
十年任期的另一面：数字与压力
周强的十年，法院系统承受的案件量是空前的。立案登记制推行之后，全国法院收案数逐年攀升，一线法官的人均办案量在很多地方翻了倍。
这带来一个内在矛盾：一边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开门承诺，一边是员额制之下法官编制被压缩。改革的两个方向在基层同时落地，压力最终集中在承办法官身上。这也是这一时期基层法官离职率受到关注的背景。
延伸阅读延伸资料：频道资料库收藏有 大量珍藏的珍贵文档，值得浏览。
【独立深刻点评】他的历史功过
评价一位在任十年的首席大法官，比评价一位政治领导人更需要区分层次——制度性的推进、个人的作用、以及体制本身的边界，是三件不同的事。
可以记入正面的部分。
- 裁判文书上网。这是他任内影响最深远的一项。中国裁判文书网让”同类案件别人怎么判”第一次变得可检索。律师、学者、普通当事人都因此受益，学术界基于这批数据产出的实证研究数量可观。
- 立案登记制。“立案难”曾是普通人接触司法的第一道门槛。改成登记制之后，这道门槛实质性降低了。
- 冤案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在他任内完成再审改判。这类案件的纠正从来不轻松，每一次都意味着推翻既有结论、触动相关责任。
- 巡回法庭。把最高法院的审判力量下沉到区域，减少当事人进京诉讼的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离地方对个案的影响。
争议与局限。
最常被提及的一点是：这些改革大多集中在可及性与公开性层面——让人更容易立案、更容易看到判决。而在司法机关与其他权力之间的关系上，格局并未改变。批评者认为，程序层面的改进无法替代结构层面的问题。
另一类批评指向执行落差。裁判文书上网的完整率在后期出现回落，部分案件类型的公开比例下降；立案登记制在一些地方也遭遇变通处理。制度设计与基层执行之间的距离，是这一轮改革普遍面对的难题。
还有关于司法独立表述的公开争论。2017 年初，他在一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关于西方司法独立的表态引发了法律界的广泛讨论，支持与批评的声音都很强烈。这场讨论本身，反映的是当时关于司法定位的深层分歧。
平心而论，一位首席大法官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边界是清楚的。周强在边界之内推动的事情——把判决书摊开给所有人看，把立案的门打开——是实打实的进步，受益的是最普通的当事人。至于边界本身，那不是他这个位置能决定的问题。
这也是这段三分半影像值得留存的原因：一个人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谈论”法治”与”正义”，他选择强调什么、回避什么，本身就是那个阶段司法话语的标本。
相关资料
- 胡耀邦答外国记者问：一位总书记的生平与功过 —— 1977年那场涉及数十万人的平反，是中国司法纠错的起点
关于本片
全片约 3 分 36 秒，为专访片段。本站仅作历史影像资料的收集与留档，不对其中内容作立场性评价。
【订阅关注】
本片来源：罕见历史资料大全库 YouTube 频道。
本站发布的每一份资料，都要先完成背景考证再动笔，速度必然慢于影像入库的速度。频道里已经积累了大量尚未成文的原始影像，新收集到的资料也总是先在那里出现。
想看更全面、更及时的内容，欢迎前往主频道：
English Summary
A three-and-a-half-minute interview with Zhou Qiang, then President of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of China, on law and justice. Zhou (b. 1960) trained at the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was the first head of the court in the reform era to hold a formal legal education. He served from March 2013 to March 2023, a decade that covered the shift to case-filing registration in 2015, the online publication of court judgments, the cre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s circuit tribunals, and the judicial accountability reforms. Several long-standing wrongful convictions were overturned in the same period, including the Huugjilt case in 2014 and the Nie Shubin case in 2016. The Chinese article sets out his care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to these changes.
参考资料
- 周强简历与任职（维基百科）
- 中国裁判文书网、立案登记制改革、巡回法庭设立等，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