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9 月 8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 89 岁。其办公室发布的讣告称，董建华”于 2026 年 9 月 8 日安详辞世”。
本页收录的是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对他的一次深度专访，全长约 26 分钟。片中他回顾了从上海到香港的成长、参选特首的决定、1997 年回归当晚的心情，以及任内经历的两场危机，并罕见地正面谈及了当年那场”Naive”风波。
专访里有一句话，放在今天听格外沉重：
我希望在建国 100 周年的时候，虽然我大概不在了，但我们的国家会更加成功、民族更健全、社会更和谐。
船王之子：从上海到香港
董建华 1937 年 7 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舟山。1947 年，他随家人迁往香港——那一年他十岁。
他的父亲是董浩云，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华人航运家之一，被称为”世界船王”，创办了东方海外货柜航运公司。片中董建华谈到父亲对他的影响，用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这个家教背景，是理解他后来一切选择的起点。
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机械工程，毕业后赴美工作，在通用电气有过一段历练。1969 年回到香港，进入家族企业。
接掌东方海外与那次危机
1982 年董浩云逝世，董建华接掌集团。他上任没几年就撞上了 1980 年代中期的全球航运业大萧条。
1985 年前后，东方海外陷入严重财务困境，债务规模一度接近崩溃边缘。1986 年，公司通过重组与注资渡过难关——这次注资中有来自内地和霍英东等方面的支持。
这段经历后来常被提起，因为它构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一个曾经在最困难时刻接受过这类支持的商人，出任特首之后如何自处。这是他一生中最容易被质疑、也最难自证的一段。
1996：首任行政长官
1996 年 12 月，董建华在推选委员会的投票中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1997 年 7 月 1 日就任。
片中他谈到回归当晚——注视五星红旗升起时落泪。这是他多次提及的一个瞬间。
但庆典结束得很快。就任仅仅几个星期后，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八年任期：三场硬仗
- 亚洲金融风暴（1997—1998）。港元遭受狙击，港府在 1998 年 8 月直接入市干预，守住了联系汇率。这个决定当时争议极大，事后被广泛认为是必要的。
- “八万五”与楼市。1997 年首份施政报告提出每年供应不少于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目标是压低楼价。政策方向本身有其道理，但推出时机与金融风暴、楼市崩盘重叠，”八万五”因此成了负资产年代的代名词。他在 2000 年表示这个政策”已经不存在了”。
- 2003 年。SARS 疫情之后，基本法第 23 条立法引发七一大游行，参与者数以十万计。立法最终搁置。
2005 年 3 月，董建华以健康理由辞去行政长官职务，任期未满。同月起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后连任至第十三届。
卸任之后，他把重心放在了民间外交上：2008 年创办中美交流基金会，2014 年成立团结香港基金。
“Naive”那件事
片中他罕见地谈到了这场风波，值得把背景说清楚。
2000 年 10 月，江泽民在中南海会见香港记者。有线新闻驻北京记者张宝华追问：中央明确支持董建华连任，会不会被外界视为”钦点”？
江泽民当场情绪激动，三次起身走近记者，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华语世界的话——”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他同时解释：”我讲的意思不是我’钦点’他当下任……董建华现在是香港的特首，我怎么能不支持特首？”
这段影像后来在网络上被反复传播，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本站收录的江泽民诞辰百年纪录片中也有这一片段。
有意思的是，当事人之一的董建华几乎从未公开谈论过这件事。本片是少有的例外。
专访章节索引
以下时间点来自本片原始标注，可对照跳转：
- 00:00 对中国百年华诞的期许，与”Naive”辩论风波
- 00:55 家庭背景与父亲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03:10 初到香港，爱国情怀的早年启蒙
- 04:31 赴美求学与在通用电气的历练
- 06:24 参选特首：使命感与落实”一国两制”的重任
- 08:43 1997 年回归时刻：注视五星红旗升起而落泪
- 09:49 应对亚洲金融风暴与 SARS 疫情
- 11:59 回归后的变化与新一代港人的身份认同
- 13:36 ”让历史去打分”，与在全国政协的桥梁角色
- 15:29 走遍各地对国家发展的感悟
- 18:23 致力中美关系：创办基金会寻找两国共同利益
- 21:57 展望未来：对国家走向繁荣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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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深刻点评】他的历史功过
评价董建华有一个特殊之处：他是唯一一个必须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做这份工作的人。所有后来者都可以参考他的经验和教训，而他不能。
可以记入正面的部分。
- 把制度从文本变成了日常。“一国两制”在 1997 年之前只是一套设计。行政长官如何与中央相处、如何面对立法会、如何处理驻军与司法终审——这些都得有人第一个走一遍。他走的这一遍，好坏都成了后来的参照系。
- 守住了联系汇率。1998 年入市干预在当时被国际舆论普遍质疑，事后证明是关键决定。
- 长远规划的意识。教育改革、产业多元化的尝试虽然多数未能成功，但试图让香港不只依赖地产与金融的判断，方向上并没有错。
- 卸任后二十年的持续投入。创办基金会做中美民间沟通，这不是一个退休官员必须做的事。
争议与失误。
“八万五”是他任内最受诟病的一项。政策本意是解决香港长期的住房问题，但推出时机撞上了亚洲金融风暴。楼价在此后数年腰斩，大量业主陷入负资产。公允地说，楼市崩盘的主因是金融风暴而非某一项供应政策，但作为决策者，他为这个时机付出了政治代价——而且这个代价一直背到了今天。
数码港、中药港等产业构想大多落空，被批评为”有想法、没执行”。
2003 年的 23 条立法是最直接的转折点。五十万人上街之后，他失去了推动重大议程的政治空间，两年后提前离任。
还有一类批评更结构性：作为首位行政长官，他的政治经验来自商界而非政界。面对立法会的博弈、民意的波动、媒体的追问，他的应对常常显得被动。这既是个人的局限，也是那套制度设计在第一次运行时暴露出的问题——它默认行政长官可以像 CEO 一样管理城市，而现实并非如此。
把功过放在一起看，董建华留下的东西里，最有分量的可能不是任何一项具体政策，而是一份完整的”第一次”记录：一个从未有人做过的职位，第一次被人做了八年，哪里能通、哪里会撞墙，全都留了下来。
片中他自己用了一个说法——“让历史去打分”。这句话放在今天，比二十年前更值得琢磨：他到底是被时代辜负的实干者，还是被高估的商人政治家？答案至今没有共识，而这场专访提供的，是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相关资料
- 2000年中南海：江泽民答香港记者问的完整三分钟 —— ”Naive”事件的原始影像与完整语境还原
- 董建华晚年访谈：一国两制、CEPA与香港青年 —— 他最后阶段的表述，与本篇的任期记录形成对照
- 董建华英语专访：卸任后二十年的中美民间外交 —— 同一人物的后半段人生
- 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典藏版 —— 片中”Naive”风波的另一方，纪录片里也收录了这个片段
- 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专访 —— 2013至2023年，两人同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 华莱士回忆江泽民：北戴河专访的另一端 —— 同一场记者会的背景：2000年10月董建华赴京述职
关于本片
全片约 26 分 44 秒，受访者为董建华，采访者为凤凰卫视记者曾子墨。本站仅作历史影像资料的收集与留档，力求事实准确，不对其中内容作立场性评价。若发现错误，欢迎来信指正：history@wenhua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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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Tung Chee-hwa, the first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died on 8 September 2026 at the age of 89. This page archives a 26-minute interview with him by the Phoenix Television journalist Zeng Zimo. Born in Shanghai in 1937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from 1947, Tung was the eldest son of the shipping magnate Tung Chao-yung, founder of Orient Overseas; he rea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Liverpool, worked briefly at General Electric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ok over the family firm in 1982, steering it through a near-collapse in the mid-1980s. He was chosen as Chief Executive in December 1996 and took office on 1 July 1997, weeks before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His eight years covered the defence of the currency peg in 1998, the disputed “85,000 units” housing policy, the SARS outbreak, and the withdrawal of the Article 23 national security bill after mass protests in 2003. He resigned in March 2005 and served afterwards as a vice-chairman of the CPPCC. In the interview he speaks rarely and directly about Jiang Zemin’s 2000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outburst, which concerned his own re-election. The Chinese article sets out his life, his tenure, and an assessment of a man who had to do a job for which no precedent existed.